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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诸葛亮形象-下

http://www.gamersky.com 游民星空 2008-3-9
几百年来,《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一直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不过,也有一些人对这一形象有所批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先生的这段话:“至于写人,亦颇有失……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对此应该怎么理解呢?


    我认为,鲁迅先生按照严格的现实主义标准,指出《三国演义》表现诸葛亮的“多智”有过头之处,这是对的,所谓“近妖”,即指有的地方对诸葛亮的谋略夸张过甚,表现出神化倾向;但这绝不意味着作品对诸葛亮形象塑造的根本失败。从总体上来看,作品对诸葛亮形象的塑造仍然是非常成功的。这里特别要强调这样几点:


    第一,全面把握《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我曾经强调指出:


    在创作方法上,《三国演义》既不属于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而是古典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


    综观全书,罗贯中紧紧抓住历史运动的基本轨迹,大致反映了从东汉灵帝即位(168年)到西晋统一全国(280年)这一历史时期的面貌,这一历史时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罗贯中都予以关注,都大致按照史实的基本框架和发展趋势,作了不同程度的叙述与描写。这一历史时期的一系列重要人物,罗贯中在把握其性格基调时,都力求实现艺术形象与其历史原型本质上的一致。这样,就使作品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是人们普遍承认《三国演义》“艺术地再现了汉末三国历史”的根本原因。然而,在具体编织情节,塑造人物时,罗贯中却主要继承了民间通俗文艺的传统,大胆发挥浪漫主义想像,大量进行艺术虚构,运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 。


    作品中的诸葛亮形象,就正是既实现了“与其历史原型本质上的一致”,又进行了充分的理想化,“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这种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不仅体现了罗贯中本人“好奇”的审美倾向,而且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小说“尚奇”的艺术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智慧和谋略的竭力渲染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第二,《三国演义》对诸葛亮智谋的夸张和渲染,可谓由来有自。早在西晋末年,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为诸葛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李兴撰文,其中便写道:


    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齐,又何秘要 ?!


    这里已经为诸葛亮的才干和谋略抹上了神秘的色彩。而且,裴松之还引用多条材料,对诸葛亮的谋略加以渲染。及至唐代,诸葛亮已被称为“智将”。到了宋代,大文豪苏轼作《诸葛武侯画像赞》,更是对诸葛亮的谋略大加颂扬:


    密如神鬼,疾若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前后应会,左右指挥;移五行之性,变四时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


    “人也?神也?仙也”的赞叹,更加突出了诸葛亮的“神奇”。沿着这一思路,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又进一步写道:


    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司马仲达曾道:“来不可□,□不可守,困不可围,未知是人也,神也,仙也?”(卷中《三谒诸葛》)


    这就完全把诸葛亮神化了。


    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时,对《三国志平话》中的诸葛亮形象作了大幅度的改造,删除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之类的神异描写,使诸葛亮形象复归于“人”本位——当然,是一个本领非凡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杰出人物。书中对诸葛亮智谋的描写,大都有迹可循,奇而不违情理。在政治谋略方面,作品写诸葛亮的“隆中对”、智激孙权,基本上是依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记载加以叙述,并无多少夸张。在军事谋略方面,作品写诸葛亮火烧博望、火烧新野、草船借箭、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空城计等事,尽管颇多虚构,但要么早有野史传闻或《三国志平话》的相关情节作基础,要么是对史实的移植与重构,即使纯属虚构,也编排有度,大致符合情理 这样的智谋,虽有传奇色彩,却并非神怪故事;虽非常人可及,却符合人们对传奇英雄的期待。这与全书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是一致的。


    第三,应该承认,《三国演义》在表现诸葛亮的智谋时,确有少数败笔。一是作品的后半部分,个别情节违背历史和生活的逻辑,勉强捏合,夸张过甚。如第一百一回《出陇上诸葛装神》中写魏军“但见阴风习习,冷雾漫漫”,却无法赶上诸葛亮,并借司马懿之口称诸葛亮“能驱六丁六甲之神”,会“缩地”之法,便明显带有神异色彩。二是罗贯中出于对诸葛亮的热爱,有时对其失误之处也苦心回护,导致个别情节不合情理。如第一百五回“遗计斩魏延”,本来想表现诸葛亮料事如神,早有先见之明,却无法完全掩盖诸葛亮对待魏延的不当之处,结果欲益反损,反而使读者感到难以信服 。这种情节虽然不多,却有可能让人产生“近妖”的感觉。


    第四,应该注意将《三国演义》与其衍生作品加以区别。几百年来,在《三国演义》广泛传播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对其进行改编与再创作,从而产生出大量的、各种门类的衍生作品。这些衍生作品,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演义》的传播渠道,扩大了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演义》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有所强化,有所发展,有所变异。例如:《三国演义》写诸葛亮的装束,初见刘备时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第三十八回);赤壁大战后南征四郡,也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羽扇”(第五十二回);首次北伐,与王朗对阵,则是“纶巾羽扇,素衣皂绦”(第九十三回)。这些描写,来源于东晋裴启所撰《语林》对诸葛亮衣着风度的记载:“乘素舆,著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军,众军皆随其进止。”“鹤氅”亦为魏晋士大夫常用服饰,《世说新语》等书屡见不鲜。而在明清以来的某些“三国戏”和曲艺作品中,诸葛亮动辄穿上八卦衣,自称“贫道”,言谈举止的道教色彩越来越重,其计谋的神秘意味也有所强化。如果有人从这类作品中得到诸葛亮形象“近妖”的印象,那是不能都记在《三国演义》的账上的。


    总之,尽管《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描写存在少数不当之处,但只能算是白璧微瑕。从总体上来看,诸葛亮形象仍然是全书塑造得最为成功,最受人们喜爱的不朽艺术典型,永远启示和激励着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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