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提拉全面战争 背景资料图文一览

三、非同族论的反驳和新观点的提出

　　非同族论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列举了匈奴和匈人的诸多不同之处，并指出了同族论主要论据中的一些漏洞和不准确之处，详细如下：

一、东西方在文献中的匈奴和匈逐渐演变成游牧民族的通称，并不代表特定的民族

　　匈奴鼎盛之时，势力范围中囊括了众多不同的游牧民族，再加上和汉长期的战与和，使得汉对于匈奴的了解远胜于其他游牧部落。故在中国后世的史料中，很多游牧民族被纷纷打上了匈奴的烙印。《宋书-索虏传》称“匈奴有数千百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南齐书-魏虏传》亦称“魏虏，匈奴种也”，而这些民族显然都不是匈奴。

　　同样，在匈人肆虐欧洲80年之后，Huns一词变成了欧洲人尤其是东欧人对于通过欧亚大草原长途迁徙而来的游牧民族的通称，Ephthalite、Bulgar、Avar等均被称为或自称Huns，而这些人亦和匈人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中外史籍中有关匈奴和匈人的记载不能笼统的不加辨别的都算作匈奴和匈人的记载，而是要加以仔细鉴别后再行使用。

二、欧洲古典史学中记载的匈人入侵和中国史书中记载的匈奴西迁之间有明显的空白期

　　虽然如上文所示，支持同族论的学者们拟出了详细的北匈奴西迁路径，但是这其中并不是每一步都是无懈可击的。首先，对于为窦宪所败的北匈奴单于之去向，史学界一般赞同袁安传之说法，但《后汉书》之中亦有不同的描述如下：

　　“（永元三年）二月，大将军窦宪选左校尉耿夔出居延塞，围北单于于金微山，大破之，获其母阏氏。”——和帝本纪

　　“（永元）三年，宪付出河西，以夔为大将军左校尉。将精骑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单于庭，于金微山斩阏氏、名王以下五千余级，单于与数骑脱亡，尽获其匈奴珍宝财畜，去赛五千里而还。”——耿夔传

　　“三年，北单于复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南匈奴传

　　这几则记录中，都只说了单于“脱亡”“不知所在”而并未明确其逃窜方向，故言北单于逃往乌孙，到底是后人考证之结果，还是仅仅依靠地理和政治因素做出的猜测，笔者依然保有一些怀疑。

　　悦般国建立的过程和时间，诚如上文所说，由于史料的可信度非常高，所以向来没有多少质疑之声，其记载的北单于西走康居之事应确有其事【注4】。但是用《晋书-西戎传》的那条内容来为北匈奴占据康居确立时间表的话，却是相当不妥，盖因西戎传中的这段记载乃是同书的《康居传》与《粟戈传》混合而来：

　　“康居国在大宛西北可两千里，与粟戈、伊列邻接。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献善马。”

　　“粟戈国，属康居。其王居苏薤城。风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饶桐柳蒲陶，多牛羊，出好马。”

　　可见原始的康居词条中，并未提及康居迁都一事，故“康居因为北匈奴的迁徙而被迫迁都南方”一说站不住脚。

图为图为中亚地名汉英对照（虽然有些地方可能有误，但大致没错）

　　而下面的粟特国条，是历来争论最为激烈的条目，盖因粟特一词即可看做克里米亚半岛Sughdak的音译，亦可看做中亚Sogdiana的音译。若果如后者所言，则此条记载和所谓匈人征服阿兰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记载了匈奴或者白匈奴征服河中南部索格狄亚那地区的过程。不少同源论学者的一大重要依据是其中记载的“去代一万六千里”刚好符合从中国北方到南俄草原的直线距离。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史书中大量的距离记载并不能完全的和实际情况吻合。以同书中的洛那国和波斯国条为例：

　　“洛那国，故大宛国也。都贵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万四千四百五十里。”

　　“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

　　从这两条可以看出，所谓粟特位于费尔干纳盆地和伊朗高原之间且更靠近前者，显然指代的是河中地区，而不是比波斯还要遥远的南俄草原和克里米亚半岛。所以可以肯定，粟特国条记述的不是匈人征服阿兰的过程。

　　部分同族论学者也发现了该问题，故对其理论进行了修改，声称匈奴在征服了粟特之后，再次西迁征服了阿兰，从而进一步挺进欧洲。然而，这样的修正说法也站不住脚，因为没有任何文献记载了这支匈奴在征服了粟特之后的后续行为，这样就形成了文献的断档，仅用臆测无法证明匈奴有没有进一步西迁到南俄草原。况且，粟特国条中还有条记录值得关注，就是“至王忽倪已三世矣”，这明显的表明这支匈奴没有继续迁徙而是留在该地三世。结合魏高宗在位时间（452-465年），这时期匈人在欧洲的历史已经接近尾声，故这支匈奴是匈人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生产生活方面，游牧和渔猎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这点上匈人和大多数游牧民族无异【注5】。令人尤其感兴趣的是关于匈人农业方面的考证。虽然古典文献中对于东欧和西北亚的众多游牧民族的描述基本都是“不事农事”，但考古学家们依然在Turgon河下游一个萨尔玛提亚风格的墓穴中发现了一柄镰刀。类似的东西也出现在了鄂毕河上游地区，而这个地区被认为很有可能在匈人入主东欧之前所活跃的范围之内。不过至今为止，匈人遗迹中依然没有发现任何的谷物残留，农具也仅限于收割用的镰刀，而耕作的农具仅仅在阿兰人的遗迹中发现了一件，还很原始。故现在的证据远远不足以证明匈人有系统的或者规模较大的农业行为。至于居住，匈人直到阿提拉时代，才有了简单的住房，且仅仅供王族成员使用，更多的人，甚至阿提拉本人，还是居住在帐篷之中，连阿兰人那种将车子围起来建造的简易聚居地都很少见。相比较之下，被匈人统治的西哥特人建造木质房屋的技术十分高超，甚至被罗马人所认可。

　　需要注意的是，马氏记载中所谓匈人“从不为宗教迷信所困扰”云云已和扯淡相差不远，这可能是由于匈人政治上松散带来的善变，被基督徒们误解成了匈人信仰上的缺失。其实有非常多的文献和考古证据表明匈人是信仰萨满教。就现在的情况看，似乎和匈奴的“天地祖先崇拜”有些区别，但由于证据太过稀少，故不在此详细讨论。

　　冒顿单于之后，匈奴的社会结构正式脱离了原始的部落联盟进入世袭制国家阶段，冒顿本人设置了完善而等级分明的官僚系统，从左右贤王一直到左右大当户，从下而上集中权力，最后汇聚到单于，由其直接控制整个部族。这些人要定期参与单于组织的庭会商议国事，但重大的决策依然由单于做出。这种等级森严的制度从墓葬的规模中亦可以看出。同时，匈奴的社会结构是军政合一的典型游牧民族结构，除了单于自己统领军队以外，自左右贤王以下，直至大当户也都分别领军指挥作战。这些统领万骑的军事首领共有二十四人左右，其下各自置有千长，百长，什长等各级中下级军官，其编制可算是中古时期非常成熟的军队体系。

　　匈奴经济方面最大的特点是铁器在生产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公元前三世纪之时，匈奴所用的主要工具已经是铁器而非青铜器或者骨器了，而他们使用铁器的历史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公元前七世纪的方形石墓中出土的铁斧铁刀。前二世纪起铁镞取代了铜镞和骨镞，成了最常见的匈奴箭镞，而箭镞这一消耗量极大的物品的铁器化，充分说明了匈奴冶铁业的规模和水平。同时，民用器中铁器也取代了铜器和骨器的地位成了最常用的器物，虽然这一过程较兵器更为缓慢，但前一世纪也基本完成。再结合匈奴铁器精巧的做工和种类繁多的工具之发现，我们可以认为匈奴具有很高的矿石冶炼和铁器制造水平。

　　在衣着方面，匈奴人亦受中原影响甚大，如诺音乌拉墓葬中出土了很多丝绸织物，风格细致华美，同时也有很大量的匈奴风格的毛织物：

　　相比于匈人农业方面模糊暧昧的孤证，关于匈奴的农业生产方面的证据非常之多，文献的部分记载如下：

　　“（匈奴）谷稼不熟。” ——《汉书-匈奴传》

　　“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 ——《汉书-匈奴传》

　　“匈奴发骑田车师......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宣帝即为，遣五将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 ——《汉书-西域传》

　　可见至少匈奴军队在农耕区屯田并非罕见之举。这点在考古挖掘上得到了更多的证明。公元前三世纪以前的匈奴方形古墓中就发现了农业用石臼，诺音乌拉第23号匈奴墓还发现了农作物的种子。此外很多的匈奴墓中都发现了不少谷物、农具以与农业有关的大型陶器，有些陶器中还盛满了谷物。铁犁铧、锄、铲、像刀、鹤嘴斧以及石墨盘、石臼等多种农具的大量出土也为匈奴人的农业活动提供了佐证。

　　而城镇方面，中国文献中记载的匈奴较为有名的城池计有以下几座：龙城，赵信城，颓当城，范夫人城和郅支城。考古工作者在外贝加尔地区发现了十余座匈奴人所建造的城市遗址，其中以伊沃尔加古城最为著名。该城为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348米，东西宽194~216米，东侧为古河床断崖，北西南三面以四道土墙，三道壕沟外加木栅栏构成总宽达35~38米的防御体系。城内有80多处圆角长方形房屋遗址，城中有一大殿，其侧发现了冶铁炉址，出土大量铁器陶器。一般认为，这是匈奴北方边防的中心城市之一。

　　虽然对于匈奴到底是“南游牧北农耕文明”，抑或农耕城居只是游牧的一个补充，以及匈奴人获得这些技术的渠道学界还有争议，但是匈奴掌握了一定程度的农耕和城市建造技术是毫无疑问的。

图为伊沃尔加古城中房屋的结构示意图

　　军事方面，我们同样可以结合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来看二者的特点和不同之处。以下对匈人作战方式的描写依然出自马赛里努斯的《历史》：

　　“匈人有时会通过主动挑衅发动战争，他们的作战阵型为楔形，作战时发出凶猛的战吼。为了行动敏捷，他们轻装上阵，因而总能做出出其不意的行动。在战场上他们会故意骤然分散攻击，散乱的向各个方向突击，给敌人造成惨重的损失。由于他们移动极为迅速，在他们攻入堡垒洗劫营寨之时，敌人还没有察觉。你可以确定的说，匈人是最可怕的战士，因为他们会在很远的距离上用弓箭射击，且他们用的箭头和我们不同，是用削尖的骨头制成，他们连接箭头和箭杆的技术非常高超。冲过这段距离后，匈人会用剑和敌人近身肉搏，而全然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当敌人全力格挡他们的刺击时，他们会使用绳索捆住敌人，使得其丧失骑马和行走的能力。”

　　匈人向来以高超的骑射本领闻名，直到一个世纪之后，充分掌握了骑射技巧的东罗马人依然称赞匈人是“最好的弓箭手”，这也是众多学者认为他们与匈奴有关系的原因之一。欧洲考古学家经过长期努力，大致复原了匈人所用的弓。这是一种长度在140cm~160cm之间的大号反曲弓，上下弓臂长度不等，上弓臂更长（参见和弓），和常见的长度70cm~115cm萨珊弓、斯基泰弓以及117~130cm左右的汉弓比较，匈弓的长度和形制都很反常，似乎自成体系。而箭矢正如马赛里努斯和后世记录中一再强调的，使用的是骨制的箭簇。

　　马氏在《历史》中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匈人着甲的记录，还特意提起匈人轻装上阵，各地匈人的墓葬中也没有发现任何盔甲，这说明了至少在匈人入主欧洲的早期，绝大多数的匈人是不着甲的。虽然后世有多位学者提到了匈人穿着铁质鳞甲等重甲，但这也大多局限于贵族和有名的勇士，且匈人在后期从众多仆从国和战利品中得到盔甲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海尔芬在《匈人世界》中对匈人着甲问题给出的论点是：直到阿提拉时代，绝大多数的匈人都是不着甲的，但贵族阶层一直有良好的盔甲防护，且随着战争的发展和战利品的增多，这些贵族阶级的数量迅速扩大。

　　匈人的主要肉搏武器为剑，剑的形制和萨珊剑不同，剑格只有后者三分之一宽，雕刻和镶嵌上反而有玉石等具有浓厚的中国风格之物（不过鉴于此时代从西域一直到东欧各地中国风格的剑柄都有出土，这不算奇怪）。在部分匈人墓葬中，发现了类似于萨尔玛提亚人喜用的重型长杆骑枪和标枪的遗迹，但数量稀少，似乎不是制式装备。

图中是匈人使用剑的剑柄

　　相比之下，中国记载中关于匈奴作战方式的专门记录较为稀少，故太史公在《史记-匈奴列传》中的记载就显得弥足珍贵：

　　“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用为食。士力能挽弓，尽为甲骑......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

　　可以看出匈奴的军队都是骑马作战的弓箭手，并配备有肉搏所用的刀剑和矛。但关于“尽为甲骑”中“甲”字到底作铁甲解还是作皮甲解，尚有争议。西北汉简中登记甲胄，铁甲均称“铁铠”，皮甲均称“革甲”，少量的记录里省略了铁和革，直接称为“铠”和“甲”。然而《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记载霍去病去世时“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唐张守节注：“玄甲，铁甲也。”似乎在太史公的笔下，甲不一定是指代皮甲，亦可以指代铁甲。而且联系匈奴发达的冶铁业手工业和巨大的矿石需求量，为部队提供铁甲也并非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困难。在这个问题上，笔者的见解是：太史公笔下的“尽为甲骑”应该指的是匈奴骑兵都披挂铁甲，但鉴于太史公并非普罗柯比那样直接目击战场的史学家，所以匈奴骑兵中铁甲的装备率应该没有他所描绘的那么高。即便如此，这条记录依然说明了，武帝时期匈奴就装备了相当规模的铁甲。

图为匈奴使用的铁矛头和铁甲片。

　　这一点在出土的匈奴墓葬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证实。于外贝加尔地区出土的匈奴铁甲片，其中两枚（10,11）与呼和浩特二十家字汉城出土的T852:2型铁甲片在大小和编连方法上很是相似但略有区别，而考虑到后者是典型的汉代札甲的甲片（即杨家湾汉俑所着的铁甲），故匈奴很有可能装备有一定量的自产而非缴获汉军的札甲，这点在整个欧亚草原上都是比较罕见的现象，因为从中亚到南俄，游牧民族装备的铁甲还是以鳞甲占绝对优势，札甲非常少见。其他大量的甲片则为典型的鱼鳞甲，上边直下边圆弧，编连方法上亦和汉军所用有很大区别。故可见，匈奴有自己生产铁甲的能力，而不仅仅靠缴获敌人的铠甲来武装自己。

　　近战武器方面，匈奴喜用短刀和剑，和匈人并无太大区别，然而最大的不同在于箭镞之上。如上文所述，由于发达的铁器制造业，匈奴所用的箭镞，虽然铁铜骨三种质地的都有，但是数量上以铁镞为绝对多数，其种类也有十数种之多，分类明细，制作精良。铜镞数量已经很是稀少，而骨镞只是有极为零星的发现而已。虽然《盐铁论》中大夫谓匈奴“素弧骨镞，马不粟食”，但通篇看来，这不过是个对战争几乎一窍不通的穷酸文人在皇帝面前耍嘴皮子，和另一个穷酸文人互喷嘴炮而已，实在难以用作考古的依据。

匈奴使用的各种铜镞和铁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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