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死亡时神秘大脑信号：记忆闪现还是濒死体验？

在心脏病发作后康复的人当中，有10%到23%的人会经历濒死体验，但对于创伤性脑损伤后康复的人，这一比例只有3%。而且，并非所有的濒死体验都是愉快的：201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14%的濒死体验“被描述为噩梦”。

濒死体验可能与濒死时的大脑活动有关，但观察这种大脑活动是一回事，但说它与某种特定的意识体验有关则是另一回事。

在新论文中，研究作者确实讨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这名男子的大脑严重损伤，伴有出血、肿胀和癫痫，这是一个单独的案例研究，不一定能够一概而论。

在其他从事这一课题研究的科学家看来，媒体报道对这些现象进行了过度的解读。媒体描述到，“尽管我们所爱的人闭上了眼睛，准备安息，但他们的大脑可能会重现他们生活中经历过的一些最美好的时刻。”但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有趣的是，研究人员观察到的大脑活动是伽马波，而在解读伽马波时需要很小心，因为伽马波的频率可能与身体的其他信号重叠，比如来自肌肉的肌电图信号。

这些伽马波也可能是来自非生理来源的信号，比如在重症监护室中已经存在的设备元件。重症监护病房是一个非常嘈杂的环境，这个环境中有很多设备和机器，会产生大量的人工影响。

在重症监护室的环境中，对表面脑电图检测到的伽马波信号的解释应非常谨慎。这些电信号并不是某种高度特定的神经功能——比如重温记忆——所特有的;此外，它们广泛存在，包括在癫痫中也会出现，仅仅因为伽马波信号激增可能在某种情况下与某种临床或心理现象有关，并不一定就可以假设当检测到伽马波时，这些心理现象就会出现。

这些电生理活动可能反映了神经系统死亡时的特征，但病人是否有意识地经历了这种活动并不能确定。同样，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大脑活动，原因尚不清楚。可能是由于大脑损伤，也可能是不同药物的影响，或其他神经生物学的变化所致。

重症监护室的病人为了使身体舒适，经常服用大量镇静剂，这会导致意识不清，认为这些病人可能会有某种内心意识和反思的观点，是极不可能成立的。

让人十分震惊的一个发现是，大脑活动似乎确实是有组织的，但我们还没有办法将这种大脑活动与某种体验联系起来，因此还不能肯定这就是濒死体验的神经基质。

对这种大脑活动的进一步研究可能会让人们注意到临终关怀的重要性，并考虑其实际的情况。目前，许多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都要服用镇静剂，以求舒适。这会阻止他们拥有这样的体验吗？我们经常认为死亡是一个开关，但心脏停止跳动后的大脑活动挑战了这一假设。

医生们认为，在临床死亡后，大脑也处于死亡和不活跃的状态。他们会使用“无意识”这个词，但死亡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条非黑即白的界线。

这些研究也可能会对器官捐献产生影响。如果心脏死亡后会出现大脑活动激增，手术人员应该等待多久才能摘取器官？如果等待太久，器官的活性会受损。

研究人员还想了解这种大脑活动是否与其他现象有关，比如回光返照，即人们在临终前会突然清醒，并出现认知能力的增强。这种临终前短暂好转的反常现象常见于精神疾病、肿瘤、中风、脑膜炎和阿兹海默症等晚期患者群中。

想继续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困难因素就是获得合适的脑电波记录，鉴于这项工作的性质，几乎只能在生病或受伤的病人身上进行监测，而且很难预测患者的死亡时间。

研究人员希望尝试从经验上把这种大脑活动与濒死体验联系起来。侥幸躲过一场事故的人也会有濒死体验，有时被称为“死亡恐惧体验”。一些药物，如二甲基色胺(DMT)或氯胺酮，理论上可以用来模拟濒死体验。通过这些方法，人们至少有机会来描述他们的体验，而这种体验可能与神经生理学有关。

在一些人看来，这种脑电波的激增是灵魂存在的物质证明，他们坚信这意味着灵魂正从身体中升起。科学了，但在那些不那么注重精神层面的人看来，这种大脑活动成为了否定精神体验的证据——它表明任何类似于死亡的现象都只是大脑的副产品。我们都对死亡有某种信念，无论这种信念是来自自己对死亡的思考，还是来自周围人死亡的影响。关于这些数据和这一课题的一个有趣观察是，人们对伽马波峰值的理解通常取决于他们的初始信念。

这个观察可能适用于我们接收到的所有信息：我们的偏见和信念结构会以某种方式影响我们的反应和解读。临终时的大脑活动似乎是一个特别恰当的例子。

人们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是可以想见的。我们都会死，我们都试图了解所爱的人在死亡过程中会发生什么，或者自己的身体会发生什么。

但正因为我们如此关心这个问题，科学家才更有理由在呈现数据的时候避免轻易下结论。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正确方法是，在伦理上采取非常严格的态度：进行描述，不下定论。其他人可以得出结论，但作为科学家，应该呈现的就是数据本身所揭示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