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如何处理逃兵？从电影《兵临城下》说起
但反对者却认为，这种观点掩盖了一个事实：逃兵和抗命者的行为蕴藏着主观恶性。他们不仅抛弃了为国效力的崇高使命，也出卖了战友，并会导致厌战情绪在军队中蔓延。如果不严加惩处，军队的纪律将荡然无存，前线将随之崩溃。从这个角度，抗命和逃兵虽然直接影响很小，但长远的危害却非常恶劣。
在二战期间，这些截然不同的观点催生了2种做法：一种主张对逃兵、投敌者和抗命者进行无条件的严惩，它们的代表是德国和苏联，另一种则认为刑罚可以适度放宽——虽然死刑判决仍然偶尔出现，但它们只适用于最恶劣的嫌犯。
对于苏军对逃兵的处置，人们总会第一时间联想到电影《兵临城下》中、督战队用机枪扫射撤退者的情形。这种情况当然属于戏说和夸大，但针对违反军法者，苏军的态度确异常严苛：按照一份统计，仅在1942年8月1日-10月15日的2.5个月中，督战队便在前线枪决了1189人。有的情况下，擅自撤退、部队崩溃和消极言论都会成为枪决的原因——这在历史上都是相当罕见的。
《兵临城下》剧照
当然，苏军的严刑峻法还不仅体现于此，另一个知名的例子是“惩戒营”和“惩戒连”：一部分违法的士兵将被编入其中“戴罪立功”。但由于这些单位执行的是突破防线、清扫雷区等危险任务，士兵阵亡率经常超过50%。因此，“惩戒营”和“惩戒连”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变相的行刑。
俄国电视剧《惩戒营》剧照
德国的情况同样如此：按照军法部门的记录，仅在1939-1944年期间，德军便处决了9395名各级官兵——即便其中有部分刑事犯，这一数字也令人震惊。但真正的处决浪潮发生在1945年。在这一年，纳粹德国已经奄奄一息。
和历史上许多穷途末路的军队情况一样，逃兵和抗命在德军中成了寻常现象，在一些单位，纪律不复存在。为了震慑逃亡者，德国宪兵和督战队会在后方搜捕一切有逃亡嫌疑的人员。汉斯·冯·卢克——德军的一位团长——就回忆过一个事件，他派遣一位副官前往后方领取车辆，在旅馆稍作停留期间，这名副官遭遇了宪兵，随后便被按上“临阵脱逃”的罪名处决了。
战争末期进行的处决通常不会经过任何审判，更没有辩护人和取证环节，在通常情况下，受害者只会在胸口挂上一块牌子，随后被吊死在道旁的树上或路灯上。更为骇人的是，直到德国投降之后，一小部分德军司令部仍在执行战时的枪决判决，甚至盟军司令部表达抗议都无济于事。
一名在战争末期被处决的德国军官，牌子上的字样是“我勾结了布尔什维克”
与苏联和德国相比，西方盟军的做法显得更为“温情脉脉”。二战期间，美军和英军有超过10万人有过临阵脱逃、抗命和开小差行为，但最终因此被判处死刑的只有48人，但其中大部分又被改判为有期徒刑——无论总数和比例，它们都比一战时期低得多。
其中一个例子是美国士兵艾迪·斯洛维克（Eddie Slovik）。1944年8月，开赴前线途中，这位曾有过犯罪经历的新兵选择了开溜。最初，他装作迷路，跟着一支加拿大宪兵部队在后方游荡，后来真相揭晓后，他又被送回了前线，但这次，他还是没有在部队中待多久。几天后，一队美军宪兵在后方拦截了斯洛维克。
根据这位士兵2次临阵脱逃的行为，其所在部队的军法委员会决定判处他死刑。期间，委员会进行了3轮复审和投票，并最终维持了这一决定。1945年1月，斯洛维克被行刑队枪决，尸体被埋在了一座军事公墓的一角，与之一道埋在此处的是数十位犯强奸和杀人罪被枪决的官兵——他们都是脸朝下埋葬的。
一般认为，法庭的态度之所以如此严厉，与当时美军的处境有关，尤其是在斯洛维克所在的第28步兵师。在1944年末到1945年初，该部队经历了2场血腥战役，伤亡率超过了70%。许多人认为只有严惩“软骨头”，才能告慰坚守岗位的牺牲者。
随军牧师正在为斯洛维克进行临终弥撒，此人也是美军处决的最后一名逃兵
事实上，斯洛维克也是因为逃亡而被处决的最后一位美军。二战后，虽然逃兵和抗命仍在美军中时有发生，但这些人再也不需要面对行刑队。不仅如此，“统一司法法典”也取代了“战时条款”，虽然在其中，逃亡和抗命依然是重罪，但犯人通常会被送往后方进行长期的审判，而不会像斯洛维克那样，被前线部队临时组建的“军法委员会”判处死刑。
同样，在民间，死刑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争议，如今，一些国家已废除了这种刑罚，有的仍然会做出死刑判决，但执行却会被拖延很长时间。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军事领域。
当然，这种做法也引发了新的讨论：对于某些怙恶不悛的罪犯，有期徒刑明显过于轻微了，不仅如此，它还有引导和鼓励犯罪之嫌。直到今天，类似的讨论仍然广泛存在于媒体和法律界。问题的关键在于，司法本身是一座精巧的天平：如果过于偏向犯罪者，正义就无法得到伸张，但如果无原则地加重刑罚，犯罪者就会成为新的受害对象。人必须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这一点毋庸争议。但具体该如何实现正义？怎样才能确保足够的公平？这一问题将始终困扰着人们，并在未来检验他们的智慧和道德感。
专栏征稿——点击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