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描述在内容上大多荒诞不经，在细节上则充满了疑点，但其揭示的一个事实是：在诞生初期，蜀山获得收入的重要方式，就是对“妖魔”进行狩猎——不仅如此，就像西方的恶龙以蜥蜴为原型，东方的麒麟以麋鹿为原型一样，神话生物总会以现实中的生物为基础。一些古生物学家则猜测，蜀山派笔下的“妖魔”，可能是某些远古大型掠食生物的孑遗。

　　因为中国南方的湿润气候，它们躲过了严酷的冰河期，进而幸存下来。其不平常的尺寸，则很容易被人们与超自然力量建立联系，这催生出了对其制品的巨大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受过训练的蜀山成员，会时常进入深山沼泽，猎取上述生物以换取回报——从这个角度说，蜀山派才是后来“怪物猎人”的祖先。

在后来的文学和游戏作品中，对蜀山派的盗墓行为进行了艺术化描绘，并增加了众多明显的奇幻元素，这里展示的，就是一部出品于1990年代的游戏，其中一章就描述了一位尚未成为蜀山第27代掌门的李姓青年，和两位妻子共同盗掘一座隋代大墓的故事

　　蜀山派的另一个经济来源是盗墓——这听上去很是匪夷所思，然而，如果把这项“勾当”放在一个大环境下，便不难理解它对古代经济的重要作用：从商周以来，贵族始终有用贵金属陪葬的传统，而这种做法，实际是对社会财富的一种虚耗，它的唯一后果，就是令市场上的货币会越来越少，导致交易无法顺利展开。此时，就需要借助某种力量，让这些贵金属重回流通领域——显而易见，适合类似工作的，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政府和军队，而是活跃于江湖的地下社团。

　　从文献作品中不难发现，许多蜀山掌门的发迹史，几乎都可以牵扯到盗墓。比如该派第27代的李姓掌门，他就和两位妻子盗掘过苏州黑水镇的一座隋代大墓，据推测，这座大墓的墓主可能是传奇将领宇文成都；第23代掌门徐长卿的密友——古董商景天也是一位盗墓专家，他最骄傲的成果，就是掘开了西汉淮南王的坟冢。

在某款电子游戏第四部中、出现的淮南王幽灵形象，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年），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他曾招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编写《鸿烈》亦称《淮南子》，后因谋叛未遂而自尽。唐代，其坟墓被古董商景天盗掘。

　　这些都给蜀山带来了惊人财富，尽管起根本作用的，依旧是这片土地自身——自汉代以来，大量移民进入了四川，文学家扬雄写道，他们“有梗有稻，居攸温饱”。而这种局面，都为支撑一个脱离生产的秘密组织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政治局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西晋短暂统一后，从4世纪起，游牧民族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原，而汉族则不得不向南方退却——从和平到动荡的巨大落差，无疑增加了中国人的信仰需求，这给蜀山派的壮大创造了机会。此时，其弟子已经达到了3000人以上，并且分化出了“昆仑”“青城”等众多门派。

《蜀山缥缈录》中的昆仑派弟子形象

　　“这些门派最大的差异，在于武术和修行的侧重点上。”一名参与《蜀山缥缈录》编纂的历史学家如此说：“例如，昆仑派很强调力量，而青城派则强调身体协调性——正是因此，今天描绘蜀山的作品（包括电子游戏）中，前者通常以身强力壮的形象登场，而后者主要是姿态敏捷的年轻女性。”

《蜀山缥缈录》中的青城派弟子形象

　　人类宗教史的最诡异之处，莫过于宣称“与世无争”的种种信仰，都会在上升期爆发明争暗斗。毫不奇怪，在南北朝，蜀山也卷入了同其他宗教（尤其是佛教）的较量之中：公元6世纪初，作为一名狂热的佛教徒，梁武帝在各地修建了大量寺院和佛塔，其中一座的选址恰好位于蜀山顶峰。

梁武帝萧衍像，这位皇帝曾不止一次出家，并倾全国之力修建了大量佛教建筑。他与蜀山的冲突，只是其统治时期一小段插曲，但在蜀山派的历史上，却充当了一个开端，它使这个成长中的秘密结社开始思考：该如何处理与统治集团的关系？

　　梁武帝的用意非常明确，这就是抬高佛教在四川地区的影响力，然而这个想法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把蜀山推到了其统治的对立面。梁朝军队同该派爆发了武装冲突，最终在付出惨重代价后才镇压了反抗。这段屈辱的历史，始终令蜀山如鲠在喉——他们后来将该塔改名为“锁妖塔”，并夸张地宣称，有大量“妖魔”被囚禁在里面。

经过艺术化处理的锁妖塔，但从中，仍能看到鲜明的南朝佛教建筑风格。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关于这座建筑的不实信息，其中一部分甚至宣称其建造于战国时期，但考虑到塔的形式来自印度，并随着佛教在东汉后传入中国，因此，这种说法无疑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描述

　　这次事件表明，即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秘密结社成员也难以和国家机器对抗，同时，它本身还充当了一个转折点：此后，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蜀山派的虚无主义倾向愈演愈烈。

　　由此导致了今天的局面：尽管是中国古代秘密结社成立最早的一个，但在蜀山自己留下的记录中，其活动都被与神话强行联系在了一起；相关的描述层出不穷，但提供的事实却非常有限。作为华语区最权威的著作，台湾人姚壮宪的一系列作品，以及大陆的《蜀山缥缈录》都做了相当细致的考证，但对各门派、人物的活动时间，他们仍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这种情况，在对唐代的记录中尤其如此，也正是在此时，蜀山出现了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而讽刺的是，关于他的活动时期，曾有宋代、明代等不同说法，直到2000年后，得益于爱好者和专业学者的努力，以及对苏州林氏家谱、苗族大洪水传说的研究，我们终于确定，他的活动时期大约处在公元8世纪中叶，与唐玄宗李隆基的统治时期重合。

关于这位李姓掌门的事迹，今天大多数人都耳熟能详，这张艺术画左侧，就是这位掌门的第一位妻子

　　但最讽刺的是，篡改其生平的幕后推手——正是这位蜀山掌门自己。这种篡改的一个积极后果是，在他之前的若干掌门（如徐长卿和绰号“剑圣”的独孤宇云）明显身份更为显赫，但在知名度上，他们却完全无法与之比肩——事实上，在蜀山派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像这位李姓掌门一样，可以将赞誉和非议如此完美地集于一体。

　　跟自命不凡的性格很不相称的是，这位李姓掌门自幼失去父母，并被寄养在余杭地区一位亲戚开设的旅店中，他早年不得不混迹于下层社会，这和其他蜀山成员的经历形成了鲜明对照。不仅如此，他还打破了掌门必须独身的原则——他曾有两位名义上的妻子，并和一位少数民族女性保持着亲密关系。

　　关于这位李姓掌门的事迹，笔者无需太多赘述。他的经历显然不是一个孤例，其背后折射出的事实是：唐代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大，令脱离农业的市井阶层不断扩充。其中许多人来到了蜀山，成为弟子乃至掌门，他们的思想与在此长期修行的弟子格格不入；而另一方面，由于现实生活的吸引力增强，下到普通弟子，上至掌门，其生活越来越世俗化，而这些，都给其创立之初的“避世”原则带来了冲击。

反映该李姓掌门生平作品英文版的截图

　　耐人寻味的是，对这点领悟最深刻的人群，不仅有国内的历史研究者，还有国外的电子游戏爱好者：在一部名为《PAL》的、反映其早年生活的作品中，其名字被理解成了“自由快乐的李”，但在这部作品的第五部，爱好者们发现，其名字改成了“一贫”，即“全面的贫困”。这种变化表明，即使身为掌门，也不得不屈服于基本的信条。而且，出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在世俗与宗教的矛盾下，这位李姓掌门执掌的蜀山并不平静。

在该系列作品第五部中，这位李姓掌门以“一贫”的化名现身，尽管被后世的描绘为具有某种超然的性格，但在现实中，他却始终处于权力斗争漩涡的中心

　　期间，他曾多次遭遇绑架和拘禁，权力则不断受到太武等同僚挑战，甚至其掌门的合法性也备受质疑。在一次教派冲突后，他不得不辞去掌门职务，并将统治权交给名为“七圣”的评议集团。这个评议集团实际接替了掌门，作为最高议会掌管了蜀山的统治权。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他退隐之后，蜀山派的历史也出现了中断。

　　与之形成对应的，是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安史之乱，伴随着这次大规模动荡，一切宗教势力都陷入了衰退之中。但同时这种衰退又是一个新变革时期的征兆。这一变革引起了蜀山历史上的又一次革命。而这次革命又与一个名字息息相关，在未来1000多年中，人们称之为吕洞宾，而蜀山派则称之为“吕祖”，尽管其真实姓名可能没有那么超凡脱俗，在当年，人们称他为“吕岩”或“吕秀岩”。

　　关于这一秘密结社在晚唐到明代的活动情况，以及其如何参与了1912-1932年的四川军阀混战，请期待本文的下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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