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61年失去了丈夫阿尔伯特之后，郁郁寡欢的女王便深居简出，偶尔有几个万人空巷的时刻，她只是坐在金马车里微笑着招手——维多利亚时代的维多利亚女王，实际是一个华丽的人偶，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在这里，君主统而不治，对民间的疾苦无能为力，其职责无非是作为一个外来者，填充空虚的王座。

《枭雄》中的维多利亚女王

　　对此，她曾私下里感到不安，这其中既有对帝国未来的不安，但更多的不安是关于自己。女王生来是个德国人，她的姓氏是“萨克森-科堡-哥达”，它源自三个历史悠久的中欧军事贵族家族，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沉闷、涣散又装腔作势的岛国，日耳曼人的严谨和理性简直是一种犯罪。她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寂寞中，她的后半生只进行了一件事——修建纪念碑，以缅怀英年早逝的丈夫。

　　在《刺客信条：辛迪加》中，这些纪念碑中的一座就像战舰的桅杆般，耸立于肯辛顿公园，它就像女王一个人的独白，其中夹杂着孤高、空虚乃至负罪感。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维多利亚又是一个“幸福到沉闷”的女人：为保社稷无虞，她只需要将自己束之高阁，然后让臣民顶礼膜拜即可。在历史上，几乎找不到与之相似的案例：一位异族的女性，能在一个国家集穷人和显贵的希望于一身，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正作为半个地球的主宰冉冉上升。

　　维多利亚时代的维多利亚伦敦，其另一重形象正是世界中心，从水晶宫到火车站，其中折射出的与其说是瑰丽华美，不如说是好大喜功。因为帝国不断将触角伸向海外，人们更不再将“上帝保佑女王”视作一句格言——它正成为理所应当的事实。1880年代，英国殖民先驱塞西尔•罗德斯发出了当年最狂热的领土宣言：“想一想夜空中的繁星！想想那些无法到达的远大世界！……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吞并这些星球。”

当时反映罗德斯殖民非洲雄心的漫画

　　为让罗德斯之流的夸夸其谈稍显名正言顺，大不列颠的吹鼓手们意识到，必须将帝国基业与超自然力量结合起来：通过让民众相信，自己是上帝垂青的、某项伟大事业的一部分，不仅能令国家获得一次镀金，同时，所有的不满都能找到一个理想的出口。其中，较好的方法是让统治者升格为神，比如智慧和胜利女神密涅瓦，稍加改造即可变成大不列颠女神。1886年的《大英帝国全图》就是一个绝佳典范：踞坐地球上的女神一手扶着绘有英国米字旗的圆盾，一手紧握象征统御四海权力的三叉戟。环立其旁的，是帝国的建造者——水手、陆军、探险家和拓荒者，以及本土和各殖民地的臣民们。只是，这个形象还是太外国了，以至于一点都不像不列颠——对一个大国而言，如果它足够自信，应该不需要外力来展现自己的伟业。

1886年的《大英帝国全图》

　　于是，鲍迪卡（Boadicea）这个形象，就从历史的深渊中打捞出来了。她是公元前60年不列颠反抗罗马统治的领袖，更重要的是，她是个女王。当1851年托马斯•桑尼克罗夫特（Thomas Thornycroft）决定制作鲍迪卡女王的雕像后，很快就引起了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的关切。亲王爽快地将御马房中的骏马借给桑氏临摹。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雕塑的主角——站在双马战车上的鲍迪卡——应当看起来更像他的妻子维多利亚本人。

　　1871年雕像最终完成的时候，赞助人和艺术家都很满意。站在车上的鲍迪卡身披罗马式长袍和毛皮斗篷，一手持长矛，另一只手向外伸展开来，诚心接受地球上的任何一块土地投怀送抱。雕像乍看很像年轻的维多利亚，只是比她本人更高大。基座加高了雕像的整体高度，所有瞻仰的臣民都被扬起的马蹄踩在脚下。

泰晤士河畔的鲍迪卡铜像

　　极具讽刺的是，这正是千年前鲍迪卡的愿望——将帝国踩在脚下。史书上记载的鲍迪卡一点儿也不具有魅力，她反叛的原因也远没那么罗曼蒂克：丈夫的土地被强占，两个女儿被罗马士兵轮奸。甚至让这座雕像耸立在伦敦，也是一大讽刺。一千多年前，正是在这座城市中，鲍迪卡女王率领着她的部落，将所有居民屠戮殆尽。换言之，鲍迪卡并非唤起臣民自豪的神祗，反倒像是大英帝国避之不及的“革命领袖”。

　　千年后的大英帝国，自可通过修辞方式，将这个暴力反抗的故事改编成指引帝国前进的号角，就像是雕像基座铭文中所写：“凯撒未知的土地，将由你的后代支配，凯撒雄鹰未飞到的地方，无人像他们般战无不胜。”但帝国本身却在徘徊。尤其是鲍迪卡反抗者的身份，它总是让人心中难安。

　　历史与现实在1858年的印度大起义中被搅拌在一起。镇压了这次反抗后，鲍迪卡被作为挑战文明的蛮夷形象出现在诗文当中：她是野蛮魔鬼，砸碎文明的罗马人的头颅，嗜血若渴。这个形象主要针对的是印度起义军领袖占西女王——也许她才是鲍迪卡这个形象的真正继承人。

占西女王的形象并没有出现在《枭雄》中，但游戏还是提到了印度反英大起义，右侧就是将在DLC中登场的印度锡克教帝国的末代统治者达力普·辛格，他在起义失败后被软禁在伦敦，并将在未来的DLC中登场

　　1902年，这座雕像被浇铸为青铜像，永远地伫立在伦敦泰晤士河的堤岸上。这不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一座纪念碑，纪念这座雕像的模特，一年前去世的维多利亚女王。与此同时，印度的总督寇松勋爵正计划为女王建造一座更合适的纪念碑，它应当是一座穷极华美的大理石建筑。1906年，这座纪念碑的第一块基石埋下，一年后，因为暴乱和饥荒，超过1600万印度人死去。

　　消息被刊载在伦敦的报纸上，舆论哗然，人们曾真诚地相信这个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帝国，将会践行诺言，带给世界以和平、感激和自由。但目之所见，却尽是不公、奴役和贫穷，假如愿望确实真诚而良好，又为何会带来如此灾难？面对这个悖论，帝国选择了闪烁其词，而帝国的觊觎者们则在幕后蠢蠢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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