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开始，欧洲的批评家们开始向伦敦发难。之前，帝国的立场是一贯是占据道德高地肆意扫射，但当众人群起攻之时，这座高地却成了一座无法挣脱的陷阱，甚至其繁荣和富裕都成为原罪。“崇拜金牛犊，”德国诗人提奥多尔•冯塔纳写道：“在伦敦这座大都市里，没有精神的东西和诗歌，每个人都忙忙碌碌，在骚动不安地四处寻找金子。”在他眼中，伦敦虽然声名在外，败亡之征却已清晰可辨。

　　平心而论，“英雄土地”与“堕落伦敦”的差别，更多是出自当事人的臆造：在伦敦也有鼓吹“鲜血和土地”的煽动家，德国商人也并不比英国同行疏于争利，然而，人们已被煽动，他们相信，它的兴盛建立在榨取之上，它与魔鬼进行交易——因此，它的兴盛绝不代表了正义，相反，它的毁灭才是。伦敦理应遭到惩戒，并被纯粹的“理想主义城邦”取而代之。

　　颇具巧合和讽刺的是，在两个世纪交叉的时刻，来自邻国的仇恨意外地充当了英伦显贵的救命稻草。“无恒产者无恒心”，其背后的一个潜台词是：街头义愤填膺的示威者，其实也是能被收买的乌合之众。矛盾不能凭空消失，但一定可以被缓和与转嫁，当迟来的公共福利建立时，当帝国前进的鼓点响起时，伦敦人便自觉抛弃了手中的横幅，拿起了保卫帝国的枪支和刺刀。

1914年，战争爆发时，涌向征兵办公室的英国民众

　　底层是容易被煽动和满足的，祸患极少从中发端，相反，上流社会的自命不凡，才容易诱发纷争和灾难。“国家利益”和“民族虚荣”往往是导火索。“大不列颠”“大俄罗斯”和“大德意志”争执不休，政客们将分歧诉诸战争。在伦敦、柏林和圣彼得堡，一个个军团在烈日灼人下前进。在萨拉热窝街头，塞尔维亚的刺客正等待着奥匈帝国王储的行程。

　　于是，爱国和好斗的年轻人，像拥抱爱情般投入了杀戮，哲学家斯蒂芬•茨威格回忆说：“某种意义上说，当时战争给人带来的是一种解放和释然……就像期待暴风雨能打破云层，洗净空气一般……战争意味着肤浅妄动的资产阶级社会即将终止，令人生厌的19世纪渐进主义即将终止，宁静与和平的秩序即将终止……它就像在大礼堂等待了很久之后，一出伟大而令人兴奋的历史剧终于开幕，在这出戏中，观众便是演员，战争意味着决定。”

　　曾被称赞为“全世界光明源泉”的帝国伦敦，终于迎来了峰回路转。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勋爵在英德开战那一晚，注视着伦敦白厅的灯光次第熄灭。他突然哀叹道：“全欧的灯光都要灭去了！我们这一辈子，大概是看不到它再亮起来。”然而他从未想到，峰回路转将来得如此迅速、如此惨烈。

　　此前200多年，伦敦几乎没有被战火惊扰，但此后，战争的气息逐渐被人民熟知：战争是夏天的夜晚、齐柏林飞艇投下的颀长倒影，是探照灯的光柱划破天空；战争是母亲送别了长子和幼子——在堑壕纵横交错之地，他们化作将原料，被卷入高速飞转的战争机器之中。

《枭雄》一战隐藏任务截图，其中你将操作高射炮保卫城市免遭德军空袭

　　工业化的英国全身心地投入了战争，然而，他们却无法效仿在非洲和印度的先例，将心怀不满的对手聚而歼之。1918年11月，一名伤兵从病床上惊醒，发现自己在四年的战争后依旧幸存。在后半生，这位叫希特勒的前德军下士致力于一件事：对英国、犹太人和堕落的伦敦展开报复。只是，他的使命要比早先的阴谋家们轻松：一战后仅10年，伦敦便从“光明源泉”降格为欧洲一隅，甚至“世界领导者”的地位也化为乌有。

英军士兵在一战前线，这场战争后，大英帝国的国运急转直下

　　面对纳粹政权的咄咄逼人，大英帝国的表现却软弱不堪。“多么可怕、荒谬和不可思议”，在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前，当希特勒对捷克发出战争威胁时，首相张伯伦用这样的言论回应了首都人的惴惴不安：“因为一个遥远国家里陌生民族的争吵，我们竟然要学会挖掘战壕，并且佩戴防毒面具！”由于当时“绥靖”是一个流行词而不是轻蔑语，听众对这一决定表示赞许。

　　于是，伦敦人高兴地相互告别了，但从那一刻起，他们已注定被新帝国踩在脚下，更具讽刺的是，就像上个世纪的伦敦人一样，这两个帝国的子民也志得意满，坚信自己的信条将成为人类的普世标准。

　　第一个帝国是大洋彼岸的前殖民地。即使对克制的伦敦人来说，当地居民的无所顾忌，也让他们很难泰然处之：在纽约，帝国大厦和克莱斯勒大厦如两柄利剑直指天空，笼罩了伦敦塔的尖顶，一位文笔尖刻的评论家写道：“新的、新的、新的……狂热在那个国家弥漫，女人谈论新的时装，男人们谈论新的汽车、情妇。”

1930年代的美国纽约，它的繁荣是对伦敦“世界中心”地位的挑战

　　对海外暴发户的炫耀，伦敦人大可将其当做一个既成事实，并不断自我安慰，然而来自欧洲大陆的挑衅，令他们却时刻如鲠在喉。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具张力的“世界中心”，1939年初夏，当希特勒面对沙盘，指着新首都模型时说：“这里，不再是帝国之鹰站在铁十字上面。作为世界城市的皇冠，鹰必须站在地球之上。”在这座名为“日耳曼尼亚——世界都会”的新城中，一条宽数百米的大道将穿过大凯旋门，直通“人民会堂”——第三帝国的瓦尔哈拉圣殿。

　　然而，真正给英国当头一棒的，并不是耸立在异国的大理石和混凝土，而是徐徐降临的战争威胁。1940年9月7日，200吨炸弹降落在泰晤士河两岸，几乎摧毁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遗产。一名年轻的亲历者写道：

　　“整个天空映出一片红光，在边沿点缀着不少个橙黄色的火球，它的色彩似乎过分浓厚了一些，以致在艺术上说起来，显得有些过分瞩目。虽然这时天色已黑，但天空射下的亮光仍使我能看清女友玛格丽特嘴唇上的唇膏。这时的伦敦，就好像彩色电影《罗马焚城录》里描绘的凄美景致。”

1940年，遭遇空袭的英国伦敦

　　这份描述经常被用作“不列颠之战”的引言，但对伦敦本身来说，这却是一个不祥的比喻，在那次大火后，罗马的壮美也湮没于尘埃，而被誉为“第二罗马”的伦敦，是否也要见证轮回的又一次上演？

　　1940年的伦敦人无暇思索这个问题：他们匆忙将数万吨炸弹投掷到柏林。4年后，德国人报之以“复仇武器”——这就是臭名昭著的V-1、V-2火箭。最初，当V-1发出嗡嗡声降临时，伦敦的居民还能匆忙躲避，但V-2火箭的速度超越了音速，于是，面对从天而降的死亡，所有人都学会了麻木地迎接。

1945年3月，被V-2火箭击中的伦敦居民区，这枚火箭导致143名居民丧生

　　因为这座城市的居民已经疲惫了，它带动运转的国家也是。当1945年，当欧洲战火熄灭时，帝国的光辉早已在废墟中湮灭：它的疆域随着殖民地独立分崩离析，化作水银遍地；它的子民泡在了历史的热水浴缸中，宁愿在理应卧薪尝胆的夜晚酣然睡去。

　　不经意间，这个沉睡城市依旧会闪现一丝昔日光晕，将人们的思绪拉回一百五十个年轮之前；它的流光溢彩依旧飘荡在泰晤士河的碧波之上，仿佛水中仙女的歌声一样诱人。

　　歌声的旋律是关于帝国兴衰的礼赞，是骄傲与贪婪、野心与狂热的史诗，它宛转悠扬、让人迷乱。但追思者定息凝神，一定会想起伦敦人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警句：

　　“帝国的衰亡，乃是无节制的扩张带来的、无可避免的后果。繁荣埋下了衰败的伏笔，随着征服的扩大，其毁灭的因素也倍增：一旦时间或灾难移走人力的支柱，庞大的架构便会在自身的压力下不堪重负。”

　　当然，对造访这座城市的旁人来说，它是晦涩难解的，他们更愿意将精力投入到观赏泰晤士河畔华丽无比的跨年烟花秀上。当璀璨在空中湮灭时，人群中爆发出事不关己的欢声笑语。

今日伦敦

更多相关资讯请关注：刺客信条：枭雄专区

上一页 1 2 3

友情提示：支持键盘左右键“← →”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