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1》的装甲列车 致敬了中国东北的抗俄土匪？

　　1915年9月2日，“红胡子”被编入了第1阿穆尔铁路营。7天后，在从第1预备役山地炮兵连补充了乘员之后，它在卡拉皮夫尼科夫中尉（Krapivnikov）的指挥下离开了工厂，并沿着萨尔内-科韦利铁路向前线推进。

1915年9月，“红胡子”号还接受了俄国西南方面军总司令伊万诺夫（Ivanov）的视察，这是伊万诺夫一行在基辅火车站与相关人员的合影

　　9月23日，“红胡子”接到了第一项战斗任务：支援第102步兵师发动进攻。在这天深夜，它离开了鲁多赫卡（Rudochka）火车站，并悄悄来到了奥匈军队阵地的一侧。

　　这次行动最初进展顺利。卡拉皮夫尼科夫中尉在报告中写道：“在靠近敌军第一行堑壕时，我们用前主炮和机枪猛烈开火，敌人很快陷入了混乱。之后，列车继续前行，试图用机枪和炮火肃清第二条敌军的堑壕，而列车最前方、没有装甲防护的板车（用于运载修复铁路用的铁轨和枕木）则用铁犁冲破了铁丝网障碍。”

　　但就在此时，局面急转直下——奥匈军队开始炮击列车所在的位置。中尉写道：

　　“不幸的是，板车不久便掉进了一个坑——它是敌人专门为阻断铁路而挖掘的，尽管我迅速下令与板车脱钩，并利用烟雾缓缓后撤，但敌军的重型炮弹还是击中了铁路，导致后方的炮车当场脱轨。接着，一颗炮弹又击中了前方的炮车，导致指挥官拉扎列夫（Lazarev）和四名乘员丧生……由于进退两难、且炮火愈发猛烈，我只得下达了弃车的命令。”

这三张照片均拍摄于1916年夏，展示了“红胡子”号千疮百孔的残骸，期间，虽然一小队俄军士兵不顾危险回收了后部炮车，但其余车厢仍被抛弃在了战场上——在一节炮车上，大口径炮弹的弹孔依旧隐约可辨

　　随后的四个月里，“红胡子”实际是被遗弃在了无人区，期间，一小队俄军试图将其开回后方，但除了拖回了后部炮车之外，他们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对装甲列车的拥护者来说，这次事件更无异于当头一棒。它尴尬地证明，虽然“红胡子”威力强大，但依旧需要步兵的掩护，其行动则严重依赖铁路——在对手戒备森严时，它们将很难充分发挥战斗力。

　　这次失利也让列车失去了上级的信任，在1915年的剩余时间，除了偶尔炮击敌军之外，它们事实上处在了无所事事的状态。对车组乘员来说，这段日子也是在服无期徒刑，直到近一年后，情况才迎来了转机。这要感谢一位心思缜密、颇有胆略的骑兵军官——阿列克谢·勃鲁西洛夫上将（Aleksei Brusilov）——一战俄国最有才华的高级将领。

阿列克谢·勃鲁西洛夫（1853-1926）出生在俄国的一个军事贵族家庭，在一战爆发初期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后来因为优异表现而被晋升，并掌管了西南方面军。1916年的夏季攻势中，他几乎摧毁了奥匈军队，但俄军也付出了超过100万人的代价——这一点也成了沙俄灭亡的导火线

　　1916年，勃鲁西洛夫被任命为西南方面军的司令，并开始重整前线的局势，同时，一份计划也在酝酿：他准备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在攻势中，三列“红胡子”型列车必须全力以赴，其中，“常胜者圣格奥尔基”号的使命最为艰巨：它将伴随一个步兵团，夺取交通枢纽卢茨克（Lutsk）。

投入勃鲁西洛夫攻势前，“常胜者圣格奥尔基”号的乘员的合影，照片右侧，可以看到煤水车上临时安装的炮塔，它背对着镜头，后部舱门完全打开。该炮塔中有一门76.2毫米的1909型山炮，在夏季攻势前安装完成，以增强火力

　　尽管困难重重，但在缜密的侦察之后，俄军发现，仍有路段可以供装甲列车趁虚而入。不仅如此，勃鲁西洛夫还使用了一种全新的战术——这就是把炮火和兵力集中起来，打击几个最关键的地段，这为装甲列车的突破提供了极大便利。“常胜者圣格奥尔基”号的指挥官库兹敏斯基上尉（Kuzminsky）写道：

　　“6月14-15日夜间，作为第3阿穆尔铁路营的一部分，我们的列车奉命出动。在前线，我们被配属给了第11普斯科夫步兵团，用机枪和炮火掩护士兵们进攻……在彼此的高效配合下，步兵仅用45分钟就攻破了敌人的堡垒……在整个夜间，装甲列车共参加了四次战斗，技术排则不止一次修复了受损的铁路。战斗结束后，第3步兵师的指挥官亲自向我们表示了感谢，他说，如果没有列车，他们根本不可能前进那么远。”

“常胜者圣格奥尔基”号在1916年夏季攻势期间的照片，为了躲避敌军的空袭和侦察，其车身上覆盖了大量的树枝。所谓的“常胜者圣格奥尔基”，就是基督教历史上的圣徒——圣乔治，在欧洲国家，他也是军人勇武精神的象征

　　然而，在胜利的背后，危机也在酝酿：随着秋雨来临，前线变成了大片沼泽，俄军的进攻部队只能转入防御；另外，这此进攻还耗尽了沙俄的资源，并让部队疲惫到了极点——它们最终导致了革命。另外，为弥补愈发惨重的损失，沙俄军队也将希望寄托在了少数能扭转战局的武器上，从1916年下半年开始，更强大的装甲列车走下了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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