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阻止了《冰汽时代》中那位求死的父亲，可他却…
《Frostpunk》出自《This War of Mine》开发及发行商 11 bit studios，是一款社会生存题材的游戏，它考验人们在被逼到灭绝的边缘时，能做什么。
在一个终极的冰霜世界里，人们研发出蒸汽动力技术来对抗极度严寒。作为城市管理者，必须妥善管理居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领导者的决策能力将面临挑战，同时，人的道德以及符合人们对于良好秩序社会认知的基础将频繁受到质疑。
游戏中，为了解决问题、优化管理，你需要制定各种政策，然而这些政策，时常会与你的道德观念相违背，对你的同理心产生一定的打击。
为了保证供暖，我派遣了一队工人去收集煤炭。极度寒冷、饥饿和劳累，让这些工人苦不堪言，几天后，便有人支撑不住这种强度的工作，有的手背冻伤、失去知觉，有的感染上疾病。
这时，在我面前出现了两种手段：根治疗法和维持生命。选择根治疗法，病人会被截肢，从此成为一个残疾人，但这至少能救他的命，而且也不会将传染病扩散；选择维持生命的话，那他就会永远躺在病床上，靠机器为生，然后慢慢死去。
我心想，这算什么选择？是根治还是维持，不应该由病人来选择吗？但没办法，这就是现实的残酷。
二者选其一，我选择了根治疗法，在这种需要相互依靠的生活环境下，我不能失去这些人们，我们需要互相依靠和关怀。
于是，那些患有重病的人民因为政策决定而被截肢。其中有这么一位，引起了一段小风波。
这是一位固执的老人，医生说他非常执拗，就算死在这里，也不愿截肢。他们给了我两个选择：1. 按住他为他截肢；2. 随他去。我知道，如果随他而去的话，那么老人很可能就因此而自暴自弃，躺在冷冰冰的宿舍床上，让痛苦消耗掉他仅存的意志。
于是，我选择了强行给他截肢。手术很顺利，老人并没有死去。而我依然还在思考，根治疗法是否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相比死去，这可能还能够接受吧”，我安慰到自己。
几天后，我收到了一封感谢信，信中写道：感谢你当时的决定，虽然被截肢了，但我仍然还活着，谢谢你，我现在过得还不错。
这封感谢信为我带来了些许慰藉，但没多久，一起自杀案就冲散了这自以为是的心安。
一周前，一位父亲找到我，他说他年轻气盛的女儿独自跑到了荒野上，在这天寒地冻的世界里，独自一人没有带干粮，恐怕活不了多久。父亲恳求我，让我同意他出去寻找女儿，可是我拒绝了——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口粮提供给他作为旅途支撑，我也不能选择放任他不管让他去荒野送死。于是，我叫人按住了他，让他留在城市里……
而就在刚才，在我正在因为“截肢”事件做的决定而感到微微满意之时，我突然被告知这位父亲自杀了，只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是我跟孩子团聚的唯一方式”。
由于一定的限制，我不得不做出这些缺乏人文关怀的选择，成为一个铁腕领袖。这是我为民众能做的唯一选择。
紧接着到来的，还有是否为了提高生产而使用童工、是否为了民众的温暖而消耗大量煤炭，以及是否为了大家的安全而让一部份工人放弃劳作成为警卫……
这些政策、行为的选择，几乎都在与玩家的同理心相矛盾，无一不挑战着玩家的底线。
但此刻，为了仅存的这一小批人类，这些矛盾与缺乏关怀的指责需要你独自承担。
《Beholder》中的道德漩涡，《This War of Mine》中的生存窘境，和《Frostpunk》中的政策抉择，无一不让我感受到此类游戏的“恶意”，为何这些游戏要让我们如此难受、痛苦？
或许，这就是游戏带给我的另一种思考吧。
这三款游戏让我知道，游戏不仅仅是像猎魔人杰洛特那样魔幻、像战神克雷多斯那样传奇、像星露谷的鹈鹕镇那样安逸，它们用灰暗的背景、违背意愿的选项和痛苦的结局让我感受到了另一种游戏体验。
游戏将玩家带入到一个极端的环境中，对玩家产生心理上的压迫，并且利用了大多数人的同理心和那种在认为自己犯错后所产生的愧疚感，来让玩家产生到这种痛苦——即使这些战争和极端寒冷环境可能并没有出现在自己身边。
这种心理学上的策略，让我们通过不断地尝试来寻找到一个最优方案，会为了寻找道德上的平衡而花尽心思：通过一次次小心翼翼的选择和操作，让卡尔·斯坦那些可怜的房客能够存活下去，并且还能让家人免遭疾病和死亡的威胁。尽管我们已经进行过了无数次的敲诈，但在那种情况下，这可能是唯一的万全之计了。
同时，这种关乎道德、生存的选择，让我们与游戏之间的交互、体验更加深刻，当你的选择会造成一些难以补救的后果时，这会让你思考更多。
或许你曾因为《Beholder》中的那些元素而感到窒息，或许你曾因为《This War of Mine》中间接杀害幸存者而感到难过，或许你会因为《Frostpunk》里缺少人权的政策制定而感到苦恼，但请不要拒绝，这只是游戏中的选择。
以下是萨拉热窝战争——《This War of Mine》的故事背景——中的真实故事：
帕夫列由于失血过多死在了黑市的街边，狙击手的子弹刚巧穿过了之前某颗子弹打出的凹槽，击中了他的腰部。
他帮助的这个女孩子的父亲叫做尼基柯维奇。这个家族管理着狙击手大街上的黑市交易。女孩顺利找到了父亲，天亮后父女俩把这个好心的陌生人运到公园的公墓草草掩埋。
尼基柯维奇在帕夫列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了他的日记本，得知了这一家人的悲惨生活。为了报答这个陌生人，他带了一些食品和药物去交给了米涅娃。他最多只能帮到这，他不能冒险把陌生人带回自己家的基地，即使是妇女和孩子。
塞尔维亚族叛军围城不允许任何补给进入城内，任由古城萨拉热窝的市民自生自灭。帕夫列死后一个月就爆发了大规模的饥荒，他的两个孩子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感染的双重折磨之中。丧夫又丧子的米涅娃变成了一个疯子，死于两军的交火线上。
四个月以后，萨拉热窝的秋冬之际开始，由于缺乏木柴，很多市民在烧光家里的家具和书本之后只能忍受刺骨的寒冬。无数人死于寒冷导致的疾病，尼基柯维奇的女儿、父亲和舅舅都被死神用高烧带走了性命。
围城战打了四年，塞族领导人宣布停战的那一天，尼基柯维奇穿上西装，来到公园公墓向父亲、舅舅、女儿和那个叫帕夫列的陌生人报告这个消息。但是一切都已经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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