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讲武堂：中国古代，如何上演“万人攻城”？
在唐代，对攻城兵器的描述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个词——“人马俱碎”： 无论是早期与其他割据政权的较量中，还是后来对边境地区的经营，唐朝的攻城武器始终以威力巨大而闻名。比如说唐初李世民围攻洛阳时，抛石车所用的石块，重量约等于今天的30公斤；在李绩进攻高句丽期间，使用抛石机的射程已经达到了1里，相当于今天的531米。
这种变化，与唐朝所处的军事环境有关：首先，在隋朝及之前，中原地区的坚固城池就为数众多，而唐朝的统一，恰恰建立在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攻坚战之上；而在唐朝前期，其主要对手是周围少数民族政权，比如吐蕃、西域各国和高句丽——他们的生活方式早已从游牧转向了农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建造了大量夯土，甚至石制的坚固堡垒。
唐朝时期的要塞城市防御体系复原图，在城门等关键位置，其材料已经使用了城砖
毫不奇怪，唐朝攻城武器的数量、尺寸和威力都大幅提升，它们投入战争的数量也让人震惊。在乌鲁木齐的新疆博物馆，至今保存着当年侯君集征讨高昌的碑文，其中，对攻城战有这样的描写：
“伐木则山林殆尽，叱咤则山谷荡薄。冲梯錾整，百橹冰碎，机桧一发，千谷云飞。墨翟之拒无施，公输之妙讵比。”
“抛车石击其城中，其所当者无不靡碎……城中守卑者不复而立。”
高昌城旧址，由于战乱和气候变迁等原因，荒废于12世纪之后，640年，当地曾为侯君集率领的唐朝大军攻陷
这块碑文赞扬的，是唐太宗时期的左屯卫将军、行军副总管姜行本，这位技术官僚之前曾负责宫殿的修造，在讨伐高昌期间，负责带领工匠制造各种攻城设备。为攻克高昌，他建造攻城器械用了大约100天；为取得所需的木料，他甚至砍伐了整片森林。的确，在碑文中，对战争的描写有歌功颂德的成分，但无可否认，正是在这些武器的掩护下、唐军迅速席卷了高昌全境。
《姜行本纪功碑》原立于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县境内，现藏于乌鲁木齐新疆博物馆，该碑刻于640年，记录了左屯卫将军、行军副总管姜行本制造攻城器械，一举攻克高昌的事迹。公元645年，姜行本在随李世民亲征高句丽期间，在进攻盖牟城的战斗中中流矢身亡，追封郕国公，陪葬昭陵
在进攻高昌期间，举足轻重的另一种装备，是大型的床弩，这种武器的历史同样能追溯到春秋战国，在东汉末年重新开始装备部队。最初，它们的作用仅限于摧毁敌军的木制塔楼和栅栏，但在唐初，其地位已经举足轻重，其优势在于可以随部队进行机动，并且威力不逊色于小型投石机。
史书记载，唐军装备的“十二石”强弩，需要用绞车张弦开弓，其弩臂上有七条发射弓箭的轨道，最中央的一条摆放一枝巨箭，“长三尺五寸”“粗五寸”，左右各放三枝略小的箭，当这七支箭共同射向敌城时，“所中城垒无不摧毁，楼橹亦颠坠”。另外，它还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当箭头插入城墙后，士兵可以借此进行攀登，因此又被称为“踏橛箭”。
《西楚霸王》中的车弩
为唐朝攻城武器发挥威力提供保证的，既有技术上的改进（比如说采用了固定规格的箭矢、石弹），但更多只因为它们的尺寸更大，操作者的数量更多。按照当时的记录，最大的投石车需要大约250人操作——这一方面是唐朝军队规模的写照，但一方面，更像是冷兵器发展到顶峰之后的无奈举措。
不仅如此，筑城技术的进步，更让这些改进相形见绌，在隋唐时期，城墙的一些地段已经采用了包砖结构，虽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烧制城砖的成本相当高昂，但经过加固，进攻者要想破城而入，必然要付出更大的损失。
《清明上河图》局部，可见当时的汴梁城城门已经采用了砖石结构，它们给攻城器械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此时，突破城防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增加攻城设备的数量，让攻城成为一场玉石俱焚的消耗战，而见证它达到顶点的一幕，终于在北宋末年爆发了。
照史料记载，北宋军队拥有大量攻城器械，比如尺寸惊人的弩车、需要数百人操纵的巨型投石机和坚固的云梯，但遗憾的是，将当时攻城战推到新高度的，却是他们的敌人——兴起于中国北方的金政权。
在1126年，大举南下的金军扫荡了宋朝的北方边境，投降的宋军超过20万以上，在虏获的战利品当中，除了大量人口和财物，就是宋军装备的攻城兵器。此外，考虑到宋军已经使用了火药，金军对这些武器进行了特别加固，最终，它们在汴梁城内制造了一场浩劫。
在当时的记录中，留下金军“一夜安砲（投石机）五千余座”的记录，这还不包括投入的强弩和云梯，城内，每天被直接击中毙命的士兵“不下二三十人”，对有着大量防御手段的守城方而言，这已然是很高的伤亡率。
宋军使用的“七梢砲”，在靖康之变中，金军曾大量使用这种武器围攻汴梁城
不仅如此，金军的组织效率也达到了让人震惊的地步。投入数量如此巨大的攻城武器，自然需要准备数量惊人的木材和石弹，而当时的环境并不利于金军进行准备。因为汴梁城周围一马平川，既无森林山泽，也无石料可采，因此金军专门派出部队，搜刮周围的墓碑和石磨，并且拆毁民房，当汴梁陷落时，堆积在城下的石块高度已经超过一丈——它们也从侧面印证了攻城战的物资消耗水平。
虽然汴梁的陷落与守军的强攻无关，但这次围城，却充当了一段屈辱的开始，通过屈辱得到的教训往往最刻骨铭心，面对金国的后续攻势，宋朝人很快掌握了各种应对手段。
其中的佼佼者是南宋初年、一位叫陈规的官员。历史书上说他稳重沉默，待人平和，慷慨好施——有着一个模范的文官形象，但他之所以青史留名，却在于对攻城和守城战术的改进。
尤其是1132年、金军对德安发动的 9次进攻，每次都动用了抛石车、云梯、井阑和冲车，最长的一次轰击竟持续14昼夜，然而凭借着过人的谋略，陈规却屡屡以少胜多，其撰写的《守城录》，至今仍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之一。
《守城录》在南宋时期被广泛刊印，充当了各地守城的标准教材，和过去相比，针对骑兵和大型工程器械的使用，其中倡导的守城战术已经发生了极大改变。
南宋时期城墙外围地带的障碍布置示意图
这种改变体现在城墙外围、护城河之后的地区，守军会在城墙6-9米外，铸造一道高 4米，厚 3米的羊马墙，羊马墙之后一道壕沟。之后又是一道墙，这样，就形成了两道壕、三道墙的复杂障碍系统，任何人想要逾越这些障碍，将至少暴露在箭雨下几十分钟。
同时，城墙顶缩窄至 5 - 6米，以降低被石弹击中的机会。此外，陈规还用能承受石弹轰击的平头墙取代有齿垛的女墙，并取消了搭建在墙顶部的木棚，城角也由直角改为半圆形，以减轻石弹的冲击力。
而防御战术方面，陈规更是抛弃了以往固守的观点，强调在城内保持足够的预备兵力，同时，他还提出了在城内部署投石车，尤其是用投石车摧毁敌人的攻城器具。
在《守城录》中这些提到：射程大约 500米的投石车，应当打击敌军将领营帐和抛石车阵地；射程 4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工兵的阵地；最后以射程 3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的攻城器械。同时，为了防止遭到反击，以及减轻运送石弹的困难，抛石车不设置在城头，而是隐藏在城墙内侧，由城头上的指挥员指挥射击。
反映1272年，蒙古大军围攻襄阳的艺术画，图中巨大的攻城机械是“回回炮”，即阿拉伯人使用的配重式投石机，据说，这种武器起源于怛罗斯之战结束后，由被俘的唐朝工匠为阿拉伯人制造，它在经过了诸多改进后，以一种讽刺的方式传回了国内
遗憾的是，由于南宋的软弱，陈规的思想几乎没有得到践行的机会，到南宋末年元军入侵时，仍然有大量的城市面对突袭毫无防备。不仅如此，对于那些抵抗的城市，除了面对蒙古人使用的配重式投石机——“回回炮”（阿拉伯人使用的配重式投石机，可以发射超过130公斤的石弹），还将面对另外一个威胁——火药，而颇为吊诡的是，没有人知道，蒙古人是何时，以怎样的方式掌握了火药的生产技术，但在对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战争中，他们却在火药的使用上表现出了惊人的效率——在此起彼伏的火光和爆炸中，冷兵器时代的攻与守正在退场，另一个时代的大幕已经徐徐拉起。
当然，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它们上演于备受争议的元、明、清三朝，而这个故事留给人们的，也许只有一半是骄傲，剩下的全部是屈辱和疑惑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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