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讲武堂：毒气战秘史 微风中的杀戮
尽管德军在伊普雷大肆使用毒气，但效果却非常有限：除了给敌军带来绝望和窒息之外，预想中的大规模突破并没有出现。只有在一处，毒气的效果才清晰地展现了出来，这就是深藏不露的道德领域：从军人到化学家，都将毒气当成了一种“事业”，开始骄傲地将其推而广之。
因为有众多的化学工厂，德国在这一方面遥遥领先。战前，这些企业负责供应全世界的工业原料，到一战期间，其中最重要的八家组成了I.G.法本——欧洲最大的化学垄断企业。整个德国的化学精英都环绕在它的周围，其中最著名的是弗里茨·哈伯：1909年，他因为改进了合成氨技术而闻名于世，这一技术为大规模生产化肥提供了可能——有鉴于此，人们称赞他为农业带来的进步；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人们也称颂他的爱国主义。
戎装的弗里茨·哈伯（1868-1934）。1909年，他成为第一个从空气中制造出氨的科学家，使农业摆脱了对天然氮肥的依赖，并为人类大规模生产化肥提供了可能，他也被称为“从空气中创造面包”的人；而在战争中，他负责在西线和东线进行毒气战，并因此在战后被协约国方面宣布为战犯。1918年12月，由于战前对化肥工业的贡献，他获颁诺贝尔化学奖。纳粹党上台后，哈伯因为犹太人身份而被驱逐出境，1934年1月29日，因突发心脏病死于瑞士。
哈伯始终相信，一个人的命运，终究要融入到国家的事业中，尽管他也清楚地知道，德意志帝国最关键的事业，其实是驱动它的战争机器——1915年，哈伯奉命协助前线进行毒气进攻，亲自指导前线士兵部署氯气罐，然而，亲身经历很快让他注意到，在致人死地这一点上，氯气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
毒性有限、易被中和、扩散迅速……这些都构成了氯气自身的缺陷，受这一点的刺激，1915年后，就像遭遇了生物学上的基因突变一样，毒气的类型也开始变得多样和致命。德国在氯气之后引进了光气，它又被称碳酰氯，气味和新割下的干草非常接近。更重要的是，光气的毒性大约是氯气的10倍——在每升空气中，只要光气含量大于1毫克，受害者吸上一到两口，几个小时后就会丧命。
1916年，穿过毒气幕展开进攻的德国士兵，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和拍摄者的位置，这可能是一张在后方摆拍的照片，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时，使用毒气在前线已经变得非常普遍。
另一种脱颖而出的产品被称为氯化苦，1916年，它首先在东线被用于对付俄国士兵。其成分包括了苦味酸和漂白剂，最大特点是很难同其它物质发生反应。在当时对抗毒气的手段中，只有活性炭能将它除走，但高浓度的氯化苦却能使活性炭饱和，进入人的呼吸道和肠胃。此时，他们会不停呕吐，进而被迫揭开防毒面具，这也意味着，假如有光气混合在填充氯化苦的炮弹中，这一下意识的举动将变得非常致命。
但最恐怖的毒气是二氯乙基硫醚，它也以“芥子气”的称谓而闻名于世。德国在西线率先使用它：1917年7月17日，西线的英军阵地上，这些标有黄色十字的炮弹像雨点一样倾泻而至：最初，英国人不过是打喷嚏，许多人摘下了防毒面具，接着，他们开始呕吐，皮肤上出现水泡，许多人眼睛红肿，只能像盲人一样狼狈后退——最终，有超过14000人伤亡，更不幸的是，在芥子气面前，传统的防护手段几乎无济于事。
芥子气符合人们对“理想武器”的定义：它隐蔽且致命，它能在前线留存数天甚至数周，可以穿透橡胶和皮革，同时很难被中和，它们会藏在在不为人瞩目的空隙——比如士兵的军靴和饭盒中，进而被带进后方的隐蔽所。在低浓度下，它是无色无味的，但仍然拥有剧毒。而在高浓度下，它的气味也能用其它气体伪装。德国人常用的做法是用甲苄基溴——它会发出一种类似丁香的气味。所以，当年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在飘荡着丁香花气味的原野上不停狂奔。
一名芥子气受害者的肖像，尽管对关键部位进行了马赛克处理，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到难以名状的恐怖，和氯气不同，芥子气属于化学武器中的糜烂性毒剂，中毒后几乎无特效药，带来的后果痛苦且漫长。直到今天，其中毒机理仍未完全阐明，但有衍生物已被作为化疗药物使用
然而，在一战期间，这远不是科学家杀人试验的全部——还有喷嚏性毒气、氰化物和各种催泪瓦斯。在《战地1》描绘的年代，它们和芥子气、光气和氯气一道交错着飞过前线，并在双方的武库中占据着愈发醒目的位置。与之呼应的是，各交战方也合乎逻辑地走向残暴：它们彼此谴责，并用同样的借口相互施暴，这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是：如果战争能因毒气提早结束，它就不再是屠杀手段，而是一种挽救生命的方式。
这超过了一个人的容忍限度。克拉拉·伊默瓦（Clara Immerwahr）是哈伯青梅竹马的恋人，也是德国最早的女化学博士。她认为毒气不仅是对科学的曲解，还让原本纯洁的学术腐朽和变质。她质问、争辩，强硬地要求她的丈夫放弃毒气工作——但这是没有用的，哈伯只是斩钉截铁地回应说：科学无国界，但在战争时期，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说完，他便冲出家门，去监督东线的一场毒气战——就在当天晚上，克拉拉在悲愤中开枪自杀了。
克拉拉·伊默瓦·哈伯博士（1870-1915），1900年从布雷斯劳大学化学系毕业之后，她便嫁给了哈伯，离开了化学研究，进而成了一个郁郁寡欢的家庭妇女。在她自杀之后，只有一家小报进行了这样的报导：“在达勒姆工作的、目前身处前线的、H（哈伯）博士的妻子用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关于这个悲哀的女人为何这么做，目前还不清楚原因”
克拉拉的抗议不是绝无仅有的，在从参战者变成牺牲品的过程中，那些被利用的人们进行了名目繁多的抵制，但反抗的代价永远是沉重的——一踏上这条道路，等在前面的往往是最残酷的结局。不仅如此，他们的行为就像是哈伯夫人的自杀，除了带给旁人短暂的心理震撼外，最终不会有实际性的意义。因为他们面对的并非一个人，或者一种武器，而是一个凌驾一切的庞大混合物。
诚然，凶手是化学家和士兵，毒气是他们的杀人手段，但这些只是屠杀的次要环节——真正的主谋，其实是现代化国家和附属的战争机器。直到今天，还没有哪些个人或群体，能强大到与其对抗——因为它环环相套，完全镶嵌在自诩的文明社会当中：
在当中，被毒气屠戮的士兵来自动员制度的征召，这一制度保证了有足够的炮灰为战争所用。这些士兵隶属的部队依据现代化的军事原则组织起来，至于毒气和化学家则是现代工业和教育的产品，而以上的一切，又被一种与生俱来的逐利本能驱动——有时，这种本能也被笼统地称为资本主义。
遭遇芥子气后，一名士兵肿胀的双手，这种残暴的行为无疑突破了人类的底线，但在更大的政治军事利益诱惑下，参战的国家对这种行为渐渐不再抵制
但这种体制更深远的影响是：它在普通人当中引发了精神麻木，为暴行的升级铺平了道路：它不仅鼓励将杀人效率最大化，还暗示不择手段是值得鼓励的——尽管以当时的技术和条件，想要完成这个目标仍困难重重，但正如历史显示的那样，它已经为下次战争做好了准备，差的只是效率和组织上的改进，不仅如此，只要有足够的动机，军人们也注定不会放弃努力。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结束时，它持续了超过1400天，其中的每一天都充斥着窒息和恐惧日子，然而，从战争实验的角度，它给人的感觉仍有些意犹未尽：首先，仓促结束的战争中止了许多踌躇满志的试验；不仅如此，在世界大战中，毒气攻击的目标一直是防护严密的士兵——从科学角度说，他们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实验对象。因为但凡有科学基础的人都清楚，试验品应当具备如下特点：
它们必须数量巨大，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试验是否具有普适效果；目标还不能做出任何抵抗，否则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出现扭曲。这也意味着，军人并不是毒气的理想目标，装备低劣的游击队和平民才是。一战结束后，毒气继续被广为运用，但受害者却悄然转向了其他领域。
在1919年的俄国内战中，白军用芥子气对抗布尔什维克；1920年代，英军用类似的方式扫荡了印度靠近阿富汗的边境；在同时期的中国，张作霖用毒气同冯玉祥和吴佩孚作战。但与这些战争的规模和影响相比，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毒气开始具备了某种荒谬的属性——他们原本由正规军队装备，用于对抗正规军队，但经过演变，它逐渐成了单方面施暴的工具。
1931年，918事变之后，日本占领军在一枚东北军库房中的空投毒气炸弹合影，在1920-1930年代的军阀混战中，张作霖曾少量使用了这种武器，这些武器均系其在国际军火市场上购得，其中一部分属于协约国缴获的、一战时期德军的武器存货
更多相关资讯请关注：战地1专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