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讲武堂：“最后的武士”西乡隆盛

政府危机

　　功成名就的西乡，认为自己的地位高于藩主，有损“忠臣”的声誉，便于1870年1月回鹿儿岛当藩政顾问。1870年12月，在好友大久保利通劝说下，他又回到东京（由江户改名），致力于组建一支近代化军队，接着又主导了废藩置县的改革，原有的藩主交出权力，保留他们藩税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终生薪金。但同时，繁重的公务令他日益烦躁，他与许多同僚爆发了严重的矛盾。

1871年，日本使节团远赴欧洲和美国，寻求近代化经验。

　　1871年，是日本真正意义上的“脱亚入欧”之年，在这一年，明治政府向西方派出了庞大的使节团，在英国，大久保利通被漫天浓烟的工业化震慑，回国后，他坚持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应当修建铁路、兴办工业。但西乡隆盛却沉浸在他传统又保守的的生活方式里。作为陆军大将兼参议，他每月工资是500日元，但他的生活只需要15元，剩余工资就放在客厅的架子上，任人拿取。还有一次，他与新政府的阁僚一起在官署就餐。当饭团不小心落在地上时，他吹掉上面的砂粒，若无其事地吃掉——他始终认为沉迷西方的生活方式不应该是一个武士的兴趣。

大久保利通像，在明治维新之后，他成了西乡隆盛在政坛上最激烈的反对者。

　　事实上，西乡隆盛不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与建设一个近代化的日本相比，他更关心下级武士的想法，并尽可能地试图代表这个没落阶层的利益。他迫使藩主交出了地方政权，并通过土地、教育和地租改革强化中央政府的地位，也正是为了铲平旧的上层建筑，给下级武士更多发挥作用的舞台。然而社会的剧变注定是痛苦的，明治初年的新政，并没有缓解武士的危机，而西乡自己很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局面。

　　1872年之后，人们看到西乡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一面支持改革，一面阻挠改革。在他看来，大久保利通的“殖产兴业”政策简直是在浪费。对棘手的税收问题，他束手无策，认为必须通过对邻国朝鲜发动战争才能解决。由此诞生了“征韩论”，此提案一出，内阁哗然，大臣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作为主要反对者，大久保利通认为，政府首先要解决的应该是财政紧张，在根基未稳的情况下发动对外战争，这无异于以卵击石的冒险。

《征韩议论图》，这次分歧为日本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内战埋下了伏笔。

　　明治政府迅速走向分裂。西乡隆盛咒骂大久保是“萨摩最大的懦夫”，认为他自从回国之后便辱没了武士的身份。而西乡之所以鼓吹战争，原因又不在于天生好战，而是如果不能通过对外战争缓解社会矛盾，那么武士的地位将十分危险。在明治时期的财政支出中，约三分之一被用于支付武士的薪俸，由此出现了巨额的财政赤字。为平衡收支，这种特权就必须废除，对西乡隆盛而言，这令他完全无法接受。他参加明治维新并非出于对现代化的向往，而是为了帮助和他一样一贫如洗的下级武士改变身份。但在改革之后，这个群体的境遇却更为潦倒，尤其是1876年之后，政府强制推行了“秩禄处分”，武士的年金被废除，同时被剥夺的还有佩刀等特权。1874年6月，在因政治冲突离开东京之后，西乡隆盛开始在鹿儿岛（原萨摩藩）经营“私学校”。这些学校实际是割据一方的武装结社。由于西乡隆盛的地位和声望，私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他们既不向东京上缴税金，也抵制政府的各项社会改革。面对这种情况，1877年1月，大久保利通政府派人潜入鹿儿岛进行调查，这次行动宣告失败，并很快成了西南战争的导火线。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友情提示：支持键盘左右键“← →”翻页